大生產運動是克服抗日根據地困難的重要一環，總方針是“發展經濟，保障供給”。1939年2月，當困難剛剛露頭的時候，毛澤東就發出了“自己動手”的號召。1941年，黨中央再次強調必須走生產自救的道路。同年春，八路軍第三五九旅開進南泥灣實行軍墾屯田。他們發揚自力更生、奮發圖強的精神，使昔日荒涼的南泥灣變成了“陜北的好江南”。
在大生產運動中，中央領導人以身作則，起帶頭作用。毛澤東開墾了一塊地，種上了菜；朱德組織一個生產小組，開墾菜地三畝；1943年，中央直屬機關等舉行紡線比賽，任弼時奪得第一名，周恩來被評為紡線能手。
機關干部在紡線
1944年9月，中央警備團戰士張思德，在大生產中因炭窯崩塌而犧牲，毛澤東在張思德追悼會上發表《為人民服務》的講演，指出：“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，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。”“我們為人民而死，就是死得其所。”
陜甘寧邊區和華北敵后抗日根據地開展大生產運動后，人民負擔大大減輕，軍民生活明顯改善，黨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得到加強。到1945年，陜甘寧邊區農民大部做到“耕三余一”(耕種三年莊稼，除消耗外，可剩余一年吃的糧食)，農民所交公糧占總收獲量比重逐年下降。從1943年起，敵后各根據地的機關一般能自給兩三個月甚至半年的糧食和蔬菜，人民負擔也只占總收入的14%左右，按當時的生活水平，實現了“自己動手”“豐衣足食”的要求。
抗日根據地在進行干部培養和開展文化教育方面也取得了顯著成績。全民族抗戰開始后，黨中央所在地延安成了革命者向往的“圣地”，很多熱血青年是“打斷骨頭連著筋，扒了皮肉還有心，只要還有一口氣，爬也要爬到延安城”。詩人何其芳這樣記錄著1938年初到延安的見聞：“延安的城門成天開著，成天有從各個方向走來的青年，背著行李，燃燒著希望，走進這城門。”
黨中央及時作出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，把發展抗日的革命文化運動提上重要議事日程，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、陜北公學、青年干部訓練班、魯迅藝術學院、馬列學院、中共中央黨校、職工學校、中國女子大學、民族學院、衛生學校等一批干部學校和專門學校先后創辦起來，培養了大批干部。各級黨組織還普遍建立干部在職學習制度，對提高干部的政治、文化素質起到了重要作用。同時，加強黨報黨刊、新華社、新華廣播電臺等輿論陣地建設，大力發展文學創作和戲劇演出。1940年9月創辦的延安自然科學院，是黨的歷史上第一個開展自然科學教學與研究的專門機構。根據地還重視初等教育工作，因陋就簡地創辦中、小學校。
各抗日根據地相繼實行了精兵簡政、統一領導、擁政愛民、“三三制”、減租減息等十大政策，對克服困難、渡過難關、鞏固抗日根據地起了重要作用。
各抗日根據地尤其是陜甘寧邊區的共產黨人，通過領導人民進行對敵斗爭和根據地建設經驗的積累，形成了帶有體系性的觀念和作風。延安精神就是這些觀念和作風的集中表現，其主要內容是：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，解放思想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，自力更生、艱苦奮斗的創業精神。延安精神培育了一代代中國共產黨人，是我們黨的寶貴精神財富。